【社会与民生】张英俊:城乡协调发展中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

2018-03-24 15:50

城乡协调发展中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


□ 张英俊

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战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城乡协调发展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是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重要方面和本质体现,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

一、城乡协调发展的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现实背景

1.城乡协调发展的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是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的必然选择。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确立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相互融合、相辅相成,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其中,协调发展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它既是发展的重要手段又是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评价发展的客观标准和衡量尺度。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下好‘十三五’时期发展的全国一盘棋,协调发展是制胜要诀。”因此,形成城乡协调发展的治理体制机制,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协调问题,是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

2.城乡协调发展的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是挑战传统城乡二元治理模式的现实需求。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快速推进,传统社会结构进一步解体,同时出现了社会行为规则的失范,阶层结构变化与定性化趋势加大,社会利益结构分化与博弈失衡,公权力退位与社会组织不成熟,民生保障不力与公共服务矛盾,“熟人社会”趋于瓦解,向“陌生人社会”转型,“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城中村、城乡结合部成为社会治理的盲区。每年都有两亿多农民工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成为城市社会管理的难点,据有关统计,2010-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数量持续保持2亿人以上,2015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达2.47亿人,占总人口的18%,相当于每六个人中有一个是流动人口;新生代的比例已经超过一半,为51.1%。乡村社区的“空心化”、空巢、留守村庄大量增加。这种社会结构剧烈变动挑战传统的社会治理体制,由此给社会治理带来了很多新情况新课题。为此,解决传统城乡二元治理模式挑战的重要途径在于城乡协调的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创新。

二、城乡协调发展的治理体制机制存在的问题

当前,城乡治理的二元结构尚未完全消除,制约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尚不完善,影响了城乡协调发展的治理体制机制创新。

1.城乡协调社会治理中强势政府主导明显,社会参与不足。目前在社会治理中,政府仍然呈现强势主导,习惯靠行政力量推动,与社会的合作互动明显不足。一是政府社会管理内容过细。政府把触角延伸到了社会管理的最基层,如物业收费、文化活动、慈善救助等处处在政府的管理控制之下,层层设立组织,购买服务岗位,依然管了诸多不该管的事,既加大了政府管理的压力和财政负担,又制约了社会自治的发展。二是社会组织发育缓慢。截至2016年第1季度,全国经民政部门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达到66.48万个,其中社会团体32.9万个,基金会4841个,民办非企业单位33.1万个。而发达国家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一般超过50个,我国不到3个;发达国家社会组织支出占GDP的比重为7%,我国仅占0.55%;社会组织就业人员,一些发达国家占全部就业人员的3%以上,而我国仅占0.7%。三是行业管理组织履行社会管理职能不够充分。大部分社会组织规模偏小、独立性差,承接政府职能转移能力不足,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有限。

2.城乡协调社会治理的运行机制还不够科学。一是城乡社会治理模式针对性不强。传统的城乡治理模式并没有兼顾城乡发展的实际情况,城市社区和农村村居在群众自治管理差异性上认识不足,没有探寻到城市社区与农村村居治理路径和模式的不同特点。二是在决策风险管理方面,决策风险评估机制还不健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各种力量和各种手段还缺乏有效衔接,基层矛盾纠纷排查不够及时、准确,信访督办落实措施还不够有力。三是在社会治安管理方面,“打黑除恶”、社会治安长效稳定机制不够完善;信息收集预警机制落后于实战需要,社会稳定工作被动应付;基层维护稳定工作中比较普遍地存在警力不充足、网络不健全、能力不适应、工作不规范等问题,有些群防群治组织形同虚设,与艰巨繁重的维护稳定任务形成很大反差。四是在安全生产管理方面,各相关责任部门在信息沟通、联合执法等方面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工作落实机制,安全生产许可审批把关不严,安全监管存有失控漏管等问题。五是在应急管理方面,城市社区形成时间晚,认同感、熟识度差,基层组织缺乏资源统筹能力,安全防范意识不足,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差。应急平台建设有待加强,缺乏预案演练,队伍缺乏经验,物资准备不足,普遍存在侥幸心理,社会动员机制还不够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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